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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

公共卫生安全中的个体理性与合成谬误

韩和元:个体理性可能造成整体的不理性;个体的利益最大化,可能造成国家公共卫生安全这一整体利益的严重受损。

公共卫生,尤其是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,无疑是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。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,历来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。

我们知道,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无疑又是效用函数。人们对衣食住行等商品或物品的消费,都会产生效用。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,人们总是在面临预算等约束条件的情况下,调整商品的消费结构,从而谋求效用最大化。事实上,不独衣食住行等会产生效用,教育、安全、健康也会产生效用。也正是因此,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•约瑟夫•阿罗(Kenneth J.Arrow)就将健康卫生看作商品的一种,把它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,并做出了深刻的分析,从而为卫生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阿罗只是分析了卫生服务的一般特点,而并没有将传染病纳入其研究的范畴。遗憾的是,传染病的防控,却有着不同于其它卫生服务的特征。

最为典型的特点在于,相比于一般卫生服务,传染病的发生、流行和消亡等,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。这种不确定性,主要来自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中,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。例如,人们,甚至包括专业人员,对新发传染病都存在着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,这就是信息的不完全。这种不完全,决定了人们往往在短期内,很难认识到疾病的致病机理(譬如曾于14世纪引发欧洲黑死病的鼠疫杆菌,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),也很难认识到其传播的路径,更不要说后果。

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,导致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控,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。更为重要的是,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,可能引起的后果,也具有不确定性。很多时候,人们可能反应过度。譬如,2009年3月,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先后发生人感染甲型H1N1病毒,其传染源主要为病猪和携带病毒的猪,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人也被证实可以传播病毒。为了防止该病蔓延,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。但最后证明,当时各国政府和民众,都有反应过度的嫌疑,进而造成物资和人力资源的浪费,资源的错配,进而造成对国家生活生产的干扰。

但更多时候,则表现为反应不足,及由此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。正如黑死病所表明的,有些传染性疾病,在反应不足的情况下,其带来的后果,往往是毁灭性的。在黑死病这场公共卫生事件中,意大利和法国受灾最为严重。而受灾最为惨重的城市非佛罗伦萨莫属,该城80%的人受传染病感染而死掉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于1348—1350年的三年时间里,这块大陆就有近3000万人,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。如果再算上以后300年里,数次鼠疫暴发,欧洲有近一半人因黑死病丧生,全球有近3亿人失去生命。

这种不确定已经让问题足够复杂,但遗憾的是,个体理性,却让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。按照微观的集合,就是宏观这一逻辑推论,那么,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集,就必然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。但事实却恰好相反。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合成谬误(Fallacy of Comaa ),它最早由萨缪尔森提出。在他编著的《经济学》一书里,他是这样写的:“由于某一原因而对个体来说是正确的,便据此而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对的,这就是合成推理的谬误。”换言之就是:就个体而言是对的东西,在整体上并不总是对的。这一点在公共卫生领域上表现得尤其突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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