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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

在防疫这件事上,上海为什么能做得更好

刘远举:上海能有更好的公共政策、公共服务,根本的原因,其实未必是出于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“硬核强力的官员“,而是民众的权利意识。

疫情扩大后,上海1月24日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。启动了各项应急措施。严格检查出入上海特别是重点地区的车辆与人员,对全部818辆地铁列车每天进行整车消毒保证市民安全,市场活禽交易也全部停止,还关闭了迪士尼和豫园,以及各大旅游文化场馆。而且这些措施都在第一时间通过权威渠道发布了消息。

对于各出入上海的交通要道,上海卫健委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,联合严格监测交通工具上的人员的体温,登记相关信息。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、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。对已在沪的重点地区来沪人员,上海加强社区排摸,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,并准备了相应的场地与物资,强调落实属地责任。当然也有被隔离人员抱怨服务还不尽完善。

上海的措施以及执行效率,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赞扬。当然上海没有武汉那么大的压力,但在所有面临输入性风险的省份中,上海也算做得不错的。比如,集中隔离是“动员引导”且食宿免费,没有出现强硬的、歧视性的硬核措施,更没有网上传的一些地方把武汉人当犯人对待的情形。

那么上海在防疫这个公共事务领域中的高效、正确的决策与执行源于什么呢?

客观的说,上海做得不错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上海没有瞒的过程,没有这个前提,后续的工作压力就是适度的,既会重视,认真完成,也能保持平常心,按部就班井然有序。相比之下,武汉最初瞒报,后续压力过大动作变形,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。

在防疫上上海有很多先天优势。毕竟上海经济发达,财政收入高,有钱好办事。比如受到舆论表扬的“上海快速重启小汤山”,是因为上海在2004年,也就是非典后的那一年,在上海金山区建立了有660张床位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。这种未雨绸缪的财政预算,如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这也和上海在疫情防控方面的经历有关。作为一个往来人员规模巨大的城市,上海可谓久经考验,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、2003年“非典”、2005年禽流感、2009年新甲流、2013年H7N9禽流感,上海的防疫部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城市,一直面临各种输入性的疫情风险,比如近年的埃博拉防控。这也是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得比较好,有自己的小汤山的原因。

其实,防疫只是上海公共服务的一个方面。纵观全国,上海的公共设施、公共服务比较细致、人性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近年来,在城市应急响应、精细化管理等方面,上海多次成为热议对象。比如虹桥火车站与北京南站的对比,曾经在网上也议论过一阵,几乎一致认为虹桥站给人的体验要好得多。这一次,上海直接将市民熟悉的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,转为接听市民关于疫情咨询、求助电话,并设立“外语坐席”“手语坐席”。这都体现了精细化的管理。

一方面,上海市经济发达地区,地区教育水平高,留学人员也多,公务员的竞争更激烈,公务员的素质、国际化视野都会更好一些,也会更加专业。从民风民俗看,这也与南方人更仔细、更细腻有关。在这个方面江浙沪包邮区都做得比较好。江浙一带,受海派文化,受商业契约精神的影响更深,办事更讲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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